三、以“趣”为宗旨

王思任作诗，特别强调诗歌要有“趣”。他说：“弇州论诗，曰才、曰格、曰法、曰品，而吾曰：‘一趣可以尽诗’。”[1]在这里，王思任认为“才”、“格”、“法”、“品”并不是诗歌创作的关键，诗歌的关键在于“趣”。

“趣”是我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由品评音乐、书画、人物等转向对诗、赋等文的品评，“趣”从而进入文学艺术领域。钟嵘的《诗品》多从“趣”评价诗人及作品，如评郭璞游仙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2]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提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3]，同时他还提出著名的“别趣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4]明代论“趣”的就更多了，汤显祖《玉茗堂尺牍之四·答吕姜山》明确主张：“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5]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对“趣”的范畴作了较全面的阐释：“世人所难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6]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也强调“别趣奇理”。由此可见，“趣”一直以来都作为一个内涵含蓄而丰富的独特美学范畴而存在。王思任对于“趣”这种审美情趣的阐述，虽然并未脱离传统诗文理论的窠臼，但是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中实践着这个理论，因而，“趣”对于王思任的诗歌具有重大的意义。

何为“趣”？王思任认为有真情实感、自然朴实者为“趣”。“近日为诗者，强则峭峻谿刻，弱则浅托淡玄，诊之不灵也，嚼之无味也，按之非显也。而临侯遇境撼心，感怀发语，往往以激吐真至之情，归朴雅含和厚之旨，不斧凿而工，不橐籥而化，动以天机，鸣以天籁，此其趣胜也”。[7]王思任认为“峭峻谿刻”、“浅托淡玄”的诗“诊之不灵也，嚼之无味”毫无趣味，不算好诗。而袁临侯的诗“激吐真至之情”、“不斧凿而工，不橐籥而化”、“动以天机，鸣以天籁”，出自真情，而又不造作虚伪的诗才是有趣味的诗，方为上乘之作。

王思任以“趣”论文，还着重生动之趣。他在《王大苏先生<诗草>序》说道：“董玄宰先辈与予论画，有生动之趣者便好，不必人鸟，一水口山头，不生不动，便不须著眼。予谓此说可以论诗。盖生动者，自然之妙也。孩儿出殻，声笑宛怡；若塑罗汉，穷工极巧，究竟土坯木梗耳。唐人之诗，韵流趣盎，亦只开口自然，莫强于今日之诗，玄深白浅，法度文章，何如捏作，要不过恶墨汁之图傅也。”[8]可见要得诗文之趣，不能是“土坯木梗”的罗汉，“捏作的诗文”只是浪费墨汁而已。而应是“孩儿出殻，声笑宛怡”般的自然生动，“开口自然”的诗歌才能“韵流趣盎”，才是好诗。在这里，王思任充分认识到，生动的题材配上“开口自然”的艺术手法，就能形成“趣”的诗文。

“趣”的形成还可以从诙谐中得来。王思任在《夏叔夏先生文集序》中又说道：“诗以穷工，书因愁著，定论乎?曰：非也。文章有欢喜一途，惟快士能取之。宋玉、蒙庄、司马子长、陶元亮、子美、子瞻、吾家实甫，皆快士也。其所落笔，山水腾花，烟霞划笑，即甚涕苦，愤叹之中必有调谐傞舞之意，盖天禀原空，则尘粘自脱，即能解，快士不可多得矣。” [9]中国古代诗文理论大都持“诗以穷工，书因愁著”的观点，认为“文学艺术创作要‘言志’、‘载道’，情感的流露和发泄要‘止乎礼义’，个性的表现要符合社会伦理的要求”[10]，诗文自古就被认为是雅正的象征，王思任却认为“文章有欢喜一途”，重视文章的喜剧效果。何以欢喜？王思任结合自身的经历认为在“涕苦、愤叹”中能“调谐傞舞”的快士能达到欢喜。“调谐傞舞”运用到生活中，是一种应对不平生活的手段，运用到诗文中，既能于戏谑调笑中得人生心态之平衡，又使诗歌产生一种诙谐之趣的喜剧效果，而这种喜剧效果成为王思任诗文不同于其他诗人诗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文/语过天青)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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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思任著, 任远点校.  袁临侯先生诗序, 王季重十种. 浙江: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1,70
[2] 钟嵘著, 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63
[3] 严羽著, 何文焕编.历代诗话•沧浪诗话.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687
[4] 严羽著, 何文焕编. 沧浪诗话,历代诗话.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688
[5] 汤显祖著, 徐朔方笺校. 汤显祖全集.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1, 1302
[6] 袁宏道著, 陈书良主编, 熊礼汇选注. 叙小修诗,公安三袁.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126-127
[7] 王思任著, 任远点校. 袁临侯先生诗序,王季重十种. 浙江: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1, 70
[8] 王思任著, 任远点校.  王季重十种. 浙江: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1, p82
[9] 王思任著, 任远点校.  王季重十种. 浙江: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1, 90
[10] 周明初著. 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7, 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