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现代汉语的尊严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自己早年的诗作，包括它们和当时的政治之间的张力？

北岛：我没有保留最初的诗稿，但我还能记得第一首诗叫《因为我们还年轻》。在当时高度政治化的压力下，我们这代人存在着虚无颓废的倾向，那首诗针对的是这一倾向，带有明显的道德说教意味。当时就有个朋友指出了这一点，这是我早期写作中一直在克服的问题。其实《回答》也还是有道德说教的影子，只不过在反抗的姿态中似乎被掩盖了。《回答》最初写于1973年，1976年做了修改，1978年首先发表在《今天》创刊号上，第二年春天被《诗刊》转载。由于过于鲜明的政治反抗色彩，为安全起见，发表时标的创作时间是1976年。

人物周刊：您的诗从一开始就具有启蒙色彩，怎么看这种启蒙者的身份？

北岛：启蒙者都喜欢道德说教，这大概就是症结所在。其实我在我们那代人中是比较笨的，是需要被启蒙的人。我们中间有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比如岳重(笔名根子)，横空出世，把北京地下文坛全都震住了。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是自70年代初以来现代诗歌的开端。当然，由于他父亲是电影导演，他很早接触到西方诗歌。所谓白洋淀诗派，芒克、多多、江河、宋海泉等，都多少受他影响。

人物周刊：《回答》影响了一代人，您却说要对它要有一个反省，反省什么？

北岛：对抗是种强大的动力，但又潜藏着危险，就是你会长得越来越像你的敌人。官方话语到“文革”算是走到了头，甚至所有词与物的关系都被确定了。1972年初，我写了首诗《你好，百花山》，其中有一句“绿色的阳光在树缝中游窜”。我父亲看到后满脸恐慌，让我马上烧掉。因为太阳指的只能是毛泽东，怎么能是绿色的呢？如果说这40年来，我们颠覆了官方话语的统治地位，恢复了现代汉语的尊严，值得骄傲，那同时我们也很可悲，因为我们就像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扮演的是“低级侍从”的角色。换句话说，我们只会行走，不会飞翔；只会战斗，不会做梦。放在这样的语境中，你就会明白我对《回答》的不满了。

人物周刊：1979年，官方刊物发表了《回答》，引起巨大反响，这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北岛：《诗刊》给了我9块钱稿费，我请当时办《今天》的朋友们撮了顿。这是对我最直接的影响了。

人物周刊：是否有站在时代前沿的感觉？

北岛：什么是时代前沿？在《今天》出现前我们其实都很消沉，看不到什么希望。有一回我和芒克、彭刚一起喝酒，从屠格涅夫的《罗亭》说到中国的未来。我们发誓，如果有一天中国出现自由化运动，我们一定要为之献身。四中有个同学叫张育海，70年代初参加缅共人民军，在战斗中牺牲。他临死前不久，曾给同学写了封信，其中有一段话大意是，不是历史不给我们机会，而是有了机会由于没做好准备，往往错过。这封信在知青中流传甚广，对我影响很大。十年磨一剑，熬到了1978年。政治上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我们终于浮出地表。我在《今天》发刊词的第一句话就是“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与张育海的那封信遥相呼应。现在看来，我们准备得很不够，否则还应该走得更远些。

人物周刊：官方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北岛：在今天，官方这个说法有点简单化，比如不少现当代文学史都提到《今天》及其重要性，甚至正式出版关于《今天》及地下文学的回忆录，在报刊上有关于《今天》的访谈等。这并不等于得到承认，当然承认不承认没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回顾当年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已恍如隔世。现在想起来真得感谢当时主管文艺的官员及其理论家，他们组织人马大力“推广”“今天派”(“朦胧派”)诗歌，让它们深入人心，功不可没。

商业化出现以后这代人纷纷落马

人物周刊：对您来说，时代的压力与写作有怎样的关系？

北岛：对作家来说，时代的压力不一定是坏事，也不一定是好事，没有压力有时反倒是更大的压力。关键是作家是否能将压力转化并升华为写作的动力与资源。或许最值得幸运的是，我们这代人从写作之初就断了功名利禄的念想。而这正是中国文化传统带给个人最负面的能量。这真得感谢“文革”，正是由于“文革”在造成破坏的同时也带来我们与传统文化的重大偏离，我们这帮人有了新的创造空间，这恐怕是祖辈、后代都难以获取的空间——在可怖高压下获得某种纯粹的自由，在最黑暗的时刻目睹令人晕眩的光明。如今这传统又回到老路上，每个人又重新活在它的阴影中。看看那些文人为蝇头小利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得出来，就是明证。这是个很大的话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需要更广泛更深入地探讨。

人物周刊：听说您跟中国电影界的人很熟。

北岛：我认识陈凯歌、张艺谋等人时，他们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陈凯歌是个讲故事的天才，能把一部外国电影完整地讲出来，连同场景对话动作等所有细节。他参与过《今天》的活动，发过短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负责张贴海报、代售刊物。总体而言，我觉得“第五代”完了，全面向权势、资本投降了。可惜。恐怕只有田壮壮是个例外，他还在孤军奋战。

前两年在美国一所私立学院教中国当代电影，觉得还是《黄土地》好。我真纳闷，难道“第五代”不但没长进，反而倒退了吗？他们后来的电影你可以看出不断妥协让步放弃的过程，直到完全从艺术中撤离。我现在对他们不再报任何希望，决心再也不看他们的任何电影。

这又回到刚才提到的张玉海的那句话：不是历史不给我们机会，而是没有准备，有了机会也往往错过。不能说我们没有准备，而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知识不完整，信念不坚定，一句话，缺乏足够的精神能量，所以走不了多远。再赶上商业化——活了一辈子什么都见过，就是没见过钱，于是纷纷落马。从70年代末开始，包括《今天》、“星星”、四月影会、第三代诗歌、第五代电影、寻根文学、试验小说，那就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到80年代中期走向高潮。由于准备不足，这能量没持续多久就衰败了。

人物周刊：听说您和艾青曾关系很近，后来出现分歧。能说说这段公案吗？

北岛：说来话长。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经济日报》去艾青家采访。艾青把政治与私人恩怨夹在一起，多次点到我的名。出了门，《经济日报》副总编辑对随行的年轻编辑(恰好是我好朋友的同学)说，艾青今天涉及北岛的话要全部删掉。她的职业道德多少保护了我。

我和艾青是他1976年从新疆到北京治眼病时认识的。那时他住在白塔寺的一个小院里，单间，上下铺，他们夫妇和两个儿子挤在一间小屋。我跟艾未未很要好，我第一本诗集《陌生的海滩》的封面是他手绘制作的，总共100本。其中《太阳城札记》中的最后一节是“生活·网”，艾青到处公开引用批评。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强调这是一首组诗中的一小节，你要批评，也应说明原委。我接着说，你也是从年轻时代过来的，挨了那么多年整，对我们的写作应持有宽容公正的态度。收到此信，艾青给我打电话，我们几乎就在电话里吵起来。其实我和不少前辈都成了忘年之交。70年代是两代人互动交错的特殊时期，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很遗憾，我和艾青的关系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人物周刊：后来第三代诗人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

北岛：在西方普遍是20年一代，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变化太快，代与代之间被压缩了，有人说5年一代，有人说10年一代。总之由于距离太近，布鲁姆所说的那种“影响的焦虑”就更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