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一个民主社会靠的是契约，维系一个专制的社会靠的是效忠，维系一个江湖社会靠的是义气。“忠”是统治者推崇的最重要的道德品质，“义”是江湖社会推崇的最高品德。毫无疑问，关羽对刘备的“忠”更为根本，但在关键时刻放曹操，却“忠”得不彻底，这一不彻底的“忠”，又使得关羽成了“义”的楷模（知恩必报的义，放曹是报恩），所以关羽至今黑白两道都吃香，正说明了中国的社会是以忠义来维系的。

“忠”有时也会遇到问题，是忠于共同的事业与理想，还是忠于老大，忠于领导？“忠”“义”发生矛盾时，如何处理？关羽的杀放曹，是“忠”与“义”发生冲突时行动上产生的矛盾。关羽的幸运在于他遇上的是刘备这样一个宽容温和的人。关羽放了曹操，诸葛亮要军法处置，刘备为之求情留下一命。但岳飞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就象所有的忠臣一样，岳飞也面临着报国还是忠君的矛盾。从大道理上说，都知道为了朝廷，为了江山社稷，但最重要的，还是对皇帝老儿的忠，否则，一切都谈不上。清人黄宗羲认为岳飞最后的选择是愚忠。其实岳飞没有更多的选择，除非自己当皇帝，改朝换代，但这意味着“颠覆国家政权”，从此失去了精忠之名。将“精忠报国”刻在身上的岳飞，只好留下忠心照汗青了。所谓武死战、文死谏，那些被皇帝砍去脑袋的文官，自以为冒犯皇帝是体现了对朝廷的忠，其实，那皇帝看重的并不是这个国家的未来，统治者看重的，不是你忠于的这个事业，而是你是否忠于自己的权力与地位。

所以关羽虽然伟大，毛宗岗认为他“忠可干霄，义亦贯日：真千古一人。”其实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他为了义气，置国家和政治集团的利益于不顾，置军令状于不顾，放跑了曹操，意味着对刘备的背叛，是政治上出了问题。毛泽东同志就以关羽为教训，要求领导同志不要搞“桃园结义”要搞“五湖四海”。不要学关羽，大敌当前循私情，缺乏政治头脑等等。要政治上让人放心，就得宣誓效忠。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们入党宣誓时要表达对领袖效忠，要知道，刘关张的桃园结义、梁山好汉们都没有这样向某个人宣誓效忠过啊。孙中山开了一个不好的头。随后的蒋介石更是宣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将领袖个人与事业团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将人们对事业的忠，转换成了对某一个人的忠；对主义的信仰，变成了对领袖的崇拜。毛泽东也用了同样的手段，凡是他认为对自己“不忠”的人大都没有好下场。而中华大地上，聪明的中国人于是发明了新型的表达对领袖忠心的方式：通过舞蹈表达忠心。

这样看来，似乎可以说，跳“忠字舞”起源于三国时的桃园结义，也是表达忠心的一种方式，只是进化得更加露骨了。现在年纪大一点的人大概都知道跳忠字舞是怎么回事，人们在革命歌曲和语录歌曲的伴奏下，用图解化的舞蹈动作表达忠心。这种舞蹈动作简单易学：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泽东，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跳舞时手里还要挥动语录本（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舞蹈者必须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荡。

一个时期，人们争先恐后地跳着“忠字舞”，不惜兄弟背叛，父子出卖，夫妻反目，唯恐自己在表达忠心时落后。跳“忠字舞”成为中国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当然，跳“忠字舞”在“九一三事件”后基本绝迹。但忠的观念在中国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今日之神州大地上不是还在经常举行宣誓效忠的仪式吗？靠“忠心”来凝聚人拢络人，而不是通过契约与民主的方式，是难以建立起一个现代民主法治的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