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儒学感言
（武汉大学）郭齐勇

百年儒学是本次会议的主题，百年儒学中，以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学对儒学贡献很大，他们重新确立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方向。

1905年，科举考试废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面临东西方列强的瓜分豆剖，中国战乱连连，社会解体，一盘散沙。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一百年以来，中国思想的主轴是民族主义思潮，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是中国一百年以来的最大呼声和主要趋势。一百年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儒家、新儒家受到很多误解、误会，人们往往要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来承担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中国走向了一条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更新之路，儒学渐趋没落，儒学处在不断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有赖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则有赖于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力，目前还不敢说已经崛起，但毕竟走在崛起的道路上，人民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我在少年时代（1959-1961年）饿过肚子，老百姓没有饭吃；我在青年时代（1968-1970年间），在乡下当知青，亲身体验到物质与精神的匮乏，以及乡下无吃又无教的痛苦。现在的物质、文化生活，与当时比较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中国依赖土地红利、人口红利，至少还可以在经济上高速发展十几年。中国的问题，西方人搞不懂，西方某些悲观的预言不断被打破。这也从一方面印证了中国、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魅力，其生命力很强，

我们常说，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之势，完全不可阻挡。船山云，理在势中，道在器中，理势相乘，那当然是理想的状况。船山又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国家的独立与富强，不受东西洋人的侵侮，这是多少代人的期待啊！故我前面讲到民族主义是百年的主轴。

但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发展太快，GDP挂帅，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生态的代价、道德的代价……不知还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补偏救弊。目前，中国大陆人心已坏，治安太差，风俗日颓，我们与子孙生活在人相食的氛围之中！故人文价值与道德理性的重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系统之主体性的重建，应取代民族主义而成为新百年的主轴！

以前要为中国的落后挨打承担责任的儒家文化，随着国力的增强，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理解有了多维向度，现在反过来成为了全社会的迫切需要。这是中国历史辩证法的弔诡。今天，最高当局的和谐社会的提倡，与七十年代初的批孔批儒相比，恍若隔世；就大学之国学教育而言，继武汉大学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也开办了国学班；公私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由热衷于学习西方式的管理转过来学习古代哲学智慧与管理方略，一些MBA、EMBA、总裁班等更多地转向学习中国经典来丰富人生（尽管不乏附庸风雅者，尽管不少办老板班的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在民间，不少有识之士努力开拓更多的空间，创造条件让儿童在记忆力最好的时期诵读一点蒙学读物与经典，打一点童子功。这都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虽然遭到不少非议。但不管怎么说，随着国力的增强，民间社会的复苏，儒释道三教在中国大陆的灵根再植，的确有了最好的契机。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媒体炒作的所谓“国学热”，只是表面现象，国学只是假热，并没有真正热起来，这特别是由于体制内的教育是西化的。由于社会巨变所发生的诸多新问题，特别是强势的西化趋向的影响，百多年来文化观念与国民教育的某些失当，国人对于传统文化其实还是相当地陌生、隔膜。于丹的“《论语》讲座”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对传统文化在民间的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毕竟是俗讲、戏说。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开办是件好事，但目前不过只是教一点现代汉语而已，然现在的中文、汉语，完全没有体现出古代汉语之美。大陆的小学、中学缺乏起码的人文价值的教育与熏陶，大学中文系也没有了经学，国民对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常识还不甚了了。近年来，我们提倡将“四书”教育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积极推动“四书”进中学课堂。但是，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势，科技至上、西化派知识分子的傲慢，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转化，还需要我们做很大的努力，儒学的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儒学实际上仍在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