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一所大学精神的四个秘密通道

曾经在与一位同窗好友闲聊里瞎扯湖南大学的精神，我们都认为堕落街所象征的世俗文化也是构成湖大精神的一个要素，而这些年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曾经见证过我们的青春的街道的逐个消逝，我们却无能为力，只能哀悼。在当时的讨论里，我们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认为堕落街文化所具有的游戏精神、反讽意识、世俗情怀、叛逆气息等，在某种意义上表征着青年人不可或缺的波西米亚精神，这种发源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精神，所强调的正是一种与主流文化与意志疏离，而将自我放逐到对于精神自主性与生活独一性的追寻之中的文化精神。

然而今天的中国社会，通过政治宣传、传媒话语、家庭教育、社会教条等所大量再生产的是另一种恰恰相反的布尔乔亚精神，一种中产阶级式的雅皮士文化，这种文化追求高雅、舒适与精致，但往往内在地具有服从主流意识与权力意志的特性。1990年代市场社会兴起以后，80年代生长起来的波西米亚文化迅速地被边缘化，“小资”成为新的人生理想。这种对于可能生活的生动展示，以及社会变迁带来的沉重压力，导致几代青年人从一进校园就似乎置身于无处可逃遁的物质生活的重压之下。

对于湖南大学校方来说，堕落街所隐喻的波西米亚文化似乎更多的是一种充满耻辱感的历史记忆，因此急于将它从长沙河西的地图上彻底抹去，而对于曾经湖大和现在湖大的学生来说，它并非如此令人困扰，反而让人销魂。曾与一个朋友戏言，没有堕落街的湖南大学，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丧失其精神上的完整性。是的，湖南大学有代表儒家文化的声名远扬的岳麓书院，这所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书院，曾经由宋代理学家张栻、朱熹等主持过，在近代中国更是人才辈出，培养出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左宗棠、杨昌济等一代代名将和名士。岳麓书院的存在，表征了传统的活力与潜力，而传统才是精神的根脉，是灵感的源泉，其中的楹联、碑刻、训诫、后花园等都以实物的直观形式，展现着精神生活的可能。

而学校中心的东方红广场却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广场上矗立着巨大的毛泽东雕像，其背后镌刻着依照毛主席手迹龙飞凤舞的《沁园春·长沙》，雕像面向曾经存在过的堕落街尽头的滚滚流淌的湘江，背对枫叶红遍、层林尽染的岳麓山，气势恢宏而霸道，排他而独断，这正是20世纪革命文化所具有的精神特质。自从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说风行一时以来，告别革命已经成为公共空间里的文化时尚，但如果没有对于革命历史的切实记忆与反省，没有对于人性幽暗和权力机制的洞察与安顿，弥漫暴力的革命如何可能告别？东方红广场的意义恰恰在于，它以实在的“名与物”的方式，成为生活在21世纪中国的大学生无法告别的历史遗产。这种历史遗产恰恰是精神自我成长的起点，如果去除掉，反而意味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而这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往往导致的是悲剧的重来。

湖南大学背靠的岳麓山，以及前对的湘江，则代表着一种城市里的山清水秀的自然文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山南水北之间，自然可以让生活在都市文化的“现代性牢笼”里的青年学生，感受到自然的空灵与奇妙，触摸到山水的性情与慰藉，领悟到短暂与永恒、生与死、肉身与灵魂、博大与狭隘、深邃与浅薄等种种终极问题。没有对于这些人生根本问题的思考，以及自我与自然关系的探寻，心智注定是不会发育得丰富与成熟的。

因此，岳麓书院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岳麓山和湘江所表征的自然文化、东方红广场所勾连的革命文化，以及即将消逝的堕落街隐喻的世俗文化和波西米亚文化，恰恰是湖南大学的四种彼此依存在同一空间的精神元素，构造着湖大人的复杂多元的品质与性情。学生们可以在日常生活里，在这四种文化空间里自由流转，往返沉潜，而伴随着年底堕落街的彻底消失，这种共生性的互补的文化体系将面临着缺失一角的危险(这种危险也可能通过另外的街道的发展来得以调节)，同时也以物质形式的消逝的方式，卷走了整整几代青年学生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