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贬逐走东西”——王思任的仕途历程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王思任开始了他的仕途之路，授兴平县令，因家贫不能备车马，王思任只携二僮一驴赴任。兴平县人见王思任“文弱未髭，绿袍玄鬓”笑称他为“呱呱知县”。王思任年纪虽轻，但一上任，就显示出非凡的才能，他严诫史胥，不许鱼肉百姓，同时善于断案，令兴平百姓刮目相看。查继佐《罪惟录》对王思任在兴平县的办案才能有记载：“（王思任）有异政。乡民争失马，令马自识其主。”[1]王思任在兴平“倜傥有为”，但母亲病故，他不得不离开兴平。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王思任补太平府当塗县令，到任后，他“筑杨家坝，修金柱山塔，修各贤坊表，修采石太白祠、修峨嵋亭……勘石臼，围城三湖田埂”[2]，并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深得民心。王思任为官期间，多为百姓着想，对于那些为非作歹、扰民害民的行为，坚决查处，甚至不惜得罪权贵。这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王思任设计让大宦官邢隆放弃在当塗开矿，使当塗免遭荼毒之事。

明神宗自亲政以来，宫廷糜费日增，使国库渐趋拮据，同时，为平定宁夏叛乱，播州叛乱，花费白银数百万，为弥补国库空缺，万历帝四处开山采矿，引得民怨沸腾。派往各地的矿监一味恣意横行，中饱私囊，弄得民不聊生。万历二十八年，大宦官邢隆奉旨来当塗横山采矿，郡丞以下的官员无不阿谀奉承，惟王思任以计使刑隆放弃。张岱《琅嬛文集·王谑庵先生传》记载甚详：“中书程守训奏请开矿，与大珰邢隆同出京，意欲开采，从当涂起，难先生。守训逗留瓜洲，而赚珰先至，且勒地方官行属吏礼，一邑骚动。先生曰：‘无患。’驰至池黄，以绯袍投刺称眷生。珰怒诃，谓县官不素服。先生曰：‘非也，俗礼吊则服素，公此来庆也，故不服素而服绯。’珰意稍解，复诘曰：‘令刺称眷何也？’先生曰：‘我固安阳状元婿也，与公有瓜葛。’珰大笑，亦起更绯，揖先生坐上座，设饮极欢，因言及横山。先生曰：‘横山为高皇帝鼎湖龙首，樵苏且不敢，敢问开采乎？必须题请下部议方可。’ 珰曰：‘如此利害，我竟入徽矣。’先生耳语曰：‘公无轻言入徽也。徽人大无状，思甘心于公左右者甚众，我为公多备劲卒，以护公行。’ 珰大惊曰：‘吾原不肯来，皆守训赚我。’先生曰：‘徽人恨守训切骨，思磔其肉，而以骨饲狗，渠是以观望瓜州，而赚公先入虎穴也。’珰曰：‘公言是，我即回京，以公言复命矣。’当涂、徽州得以安堵如故，皆先生一谑之力也” [3] 。

王思任机智聪颖，却不拘小节，做事极少三思其果，且生性诙谐，面对高官也不例外，他的仕途之路坎坷异常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万历三十年（1602年），芜湖新令劳永嘉新官上任，与各官员共进酒席，王思任也在内。其间，劳永嘉父亲劳王事因事仅住两日即走，王思任戏之曰：“此所云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4]虽然此事只是引起劳永嘉大怒，并未对王思任的仕途有何影响，但王思任的这种性格必然为他的仕途埋下祸根。
 
  万历三十三年，王思任到淮上办事，拜谒总漕李三才，觉得李三才“词色有异”。后知是未向李三才执门生礼，因而得罪李三才。同年，有官家子弟詹沂之子偷运私盐，且在江上耀武扬威，王思任命人将其带往县城，詹沂之子并不伏法，反而狂傲道：“我詹公子也，谁敢拘摄。”[5]王思任立道：“我敢！”讼系之，又开罪詹沂。

第二年，王思任在当塗任职已满，且政绩显著，虽多次受到举荐，但因其得罪李三才、詹沂等人，受到二人阻扰，仅升至南比部之职。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王思任补湖广清吏司，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王思任降山西按察司知事，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八月，升青浦县令。王思任在青浦时一心为民，考察青浦实情，帮助巡抚徐民式完成均役令，大为改善百姓生活，深受青浦百姓爱戴，但在第二年因县粮事为民请命而抵触御史彭端吾，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被罢官。罢官后的王思任闲职在家，其间与友人共游太湖，白岳山等名胜，留下不少篇章，直到四年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王思任才补山东照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王思任又报移袁州推官，但因父亲年高，未去任职。第二年，王思任以“山东照磨察往”，但受彭端吾之阻而落选。这次落选也成为王思任远离官场最久的一段时间，一直闲居到崇祯元年（1628年）。也在这段时间，王思任有空检校《徐文长逸稿》，为保留徐渭文集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王思任还游览江西诸名胜，完成他诗集中重要一部分《庐游杂咏》。

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伏诛，王思任得礼部尚书施凤来、浙江巡抚张迁登等人的举荐，以推官镌级起用。但第二年，恰逢温体仁与钱谦益争入阁，王思任被卷入其中，仅补松江教授。崇祯三年（1630年）四月，王思任任国子监助教。崇祯四年（1631年），又任南工部营缮司主事，十一月，榷关芜湖。在芜湖其间，王思任因矿税和商税的收取与户部尚书郑三俊不合，遂常戏谑之，引起郑三俊的不满，第二年就被迫离开了芜湖。崇祯六年（1633年）十月，王思任任九江佥事，次年三月上任。时九江一带盗贼横行，民风不纯，杀人越货之事常有发生，王思任为改善这一状况，尽心尽职，下令所有官员一律秉公守法，不私取一物，不到一月时间就将“旌旗壁垒俱改色”，又设计平息盗贼，整顿民风，九江一带社会状况大为改观。十一月，被迫起义的农民军“声言取南京，下维扬，据淮徐，断运道。”[6]王思任“一面四闻，一面差的侦”，从容应对，确保九江无事。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农民军攻陷凤阳，逼近黄梅、武家穴等地，九十多岁的前大同巡抚黄梅乡绅石昆玉以泪渍墨求救于王思任，将吏认为不能越境救人，独“王思任正言之，曰：‘不然，朝廷封疆，何分彼此？’”，[7]遂出兵前往黄梅，所过之处，秋毫无犯，终解黄梅之难。黄梅事息之后，六十一岁的王思任解归，在家终养。(文/语过天青)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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