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已经更有力地向生活的深处挺进。很多人在把生活奉为真理，而不是思辨的理论。思辨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去反思生活，却不利于生活本身。在理论的框架内，我们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进行思考。思考时，看似人在场，是人在思考，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其实人是在场地缺席。人比人自身更丰富。当人思考时，在场的只是思考的主体——我思。我思不是人的全部，人还有他的在。思是是性规定，它可以不需要世界，让自身连根拔起。一个无根的人，一个悬浮在大地上的人，只能是遗落生命、世界和生活的人。而在却与生活世界同一，与生命一体。

当人思考时，人是用理论捕捉世界。这个被捕获的世界，是人的理论建构出的产物。它不过是真实世界的投影，而影像并非物本身。理论的基础是命题，而命题的基础是概念，概念构成命题。概念虽是对事物本质的表达，但事物的本质并不是事物本身。事物本身比它的本质更丰富。本质是人的发明。人用一个概念词项来表达一个事物，不过是出于思维的方便而人为的设定。当人类借助他的发明进行思考时，虽然方便了自身，但却遗落了事物本身的丰富。可以说，一个理论越精巧，越思辨，它离事物的真相越远。事物的真相，即物本身不会因为人的逼迫而交出自身，而是在人的理论的遮蔽下把自己掩藏的更深。因此，很多先前对肉眼清晰的东西，现在却必须借助科学仪器观察了。人就是这样来为自己的认识人为地设置障碍的。从这个层面来看，每个现代人都生活在柏拉图的认识准则之下。对于柏拉图，人是借助中介来认识事物的。直接认识事物，对人眼是有害的。人应该爱护自己的眼睛。出于对人眼之爱，我们必须经由中介来认识事物。中介是对人眼的保护，人眼是脆弱的。故此，寻找光明的眼睛，必须首先习惯黑夜、洞穴。他必须从洞穴中走出，洞穴是必经的途径，认识的开始之地。如果他不能自我走出洞穴，他宁愿生活在黑夜。那些从光明之地返回洞穴的人，之所以会遭遇失败，就是因为他忽略了这一点：人必须靠自我走出洞穴，才对自己的眼睛有利。寻找光明的眼睛，必须从黑夜、黑色出发，而非相反。人类要想摆脱洞穴的困境，必须依靠教育，自由的、民主的教育。教育不以传授知识为志业，而是去蔽和启迪心灵，培养运用自己的知性独立走出洞穴的个人。

柏拉图的准则，在柏拉图那里，还带有感觉主义的色彩，有强烈的生活味道；而到了他的学生、学园之灵亚里士多德那里，则完全理性化了。不像柏拉图追求理型世界，亚里士多德注重生活、实践，但他注重生活、实践不是为了生活、实践，而是为了成就理论。相反，不注重生活世界而返身追求理型的柏拉图，其理论却是为了成就生活本身。也许是出于这个方面的缘故，他才用对话的方式写作。谁能说对话不是本色的生活？

对于亚里士多德，他视生活为理论的源泉，但源泉并不就是江河。当源泉是源泉时，它什么也不是。一旦它生成江河，它才是源泉。故此，是江河规定源泉，而非相反。范畴、概念源于对生活中事物现象的梳理，但一旦它形成，它便规定事物，而不是围绕事物兜圈，被事物规定。譬如，让树是树的不是树本身，而是树这个词项的内涵，即它的概念。可以说，康德意义上的哥白尼转向，其实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发生。正是亚里士多德包含有后来康德的认识元素，亚里士多德才割裂了生活世界与理论本身。也正因为有这种割裂，才会在他的理论中有两种关于第一实体的争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困难的是怎样搭建沟通理论和生活世界的桥梁。正是出于对此种困难的克服，亚里士多德才重视实践科学。他重视实践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生活，而是捍卫理论。正因为亚里士多德把理论看成一个独立的、理性运作的世界，他才能够创立逻辑学，以指导人的世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个三段论推理的所有命题，即使全都是错误的，其论证形式依然有效；一个被其前提所蕴含的命题，是必然能够从其前提的真推出的结论。就这样一个理论的世界悄然矗立于现实世界的对面，它更具有合法性、更有秩序、更富于理性精神。人就是凭借概念、命题、推理的中介来命名事物、描述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