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作家有很多种，一种是写自己熟悉的经验，一种是写跟自己的经验有差异的经验，这当然都是激发文学写作的激情和想象力的支点。但是确实，像刚才阿来说到的，民族文化包括经验的差异，尤其是书面文化以外的这样一些资源，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很有意思的。文化不一定是放在一个知识的典籍里，有些是流传在我们血液里的，对一个作家的影响也是如此。说到城市，想起前一段时间和《花城》的主编在一起，我专门建议他在里面开一个栏目名就叫“出生地”，专门邀请作家或者学者来写他对出生地的感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理读物，是情感的地理学，不是一般的地理学著作，他是情感和精神意义上的，这就有了超越性。

其实我知道很多的作家，他们对这个地方的印象深刻，往往不是对这个地方有全面的了解，恰恰是这个地方的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甚至某一个细节对他有触动，一个奇妙的触动。一个人和某个地方建立的关系，肯定是跟这个地方的某个单位，某个人，某一件事情有关系，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某。文学跟一个地方建立的联系，更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联系，不是大而无当的，笼统的。比如96年之前，我没有来西湖以前，我跟杭州的联系就是苏东坡，他的诗。这就是文学，文学和一个地域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精神的，情感的，同是又是细节的，具体的。

主持人：正好，顺着这个话题，麦家回忆一下，你的故乡跟你的性格，跟你的作品，跟你人之间的关系。刚才阿来说的特别好，说你唠叨固执，杭州人杠铁头嘛，肯定是固执的，说说这一个话题。

麦家：其实你们不太了解浙江，我肯定比你们更了解浙江，但我不知道怎么说，说不出来。听了你们华丽的词藻，滔滔不绝的讨论，我突然感觉有种失语的状况。这就是浙江人的状态，浙江人特别的明智，事情进展两下我就知道是不是你的对手，不是对手，就不跟你打，换方式，比如我现在就想说什么呢，不如回去写一篇文章放在博客上跟你们作对。话说回来，这一方面是戏言，一方面又是真话，他们说的非常好，非常好的结果是有可能鼓动我说，另一种可能是彻底的让我不想谈。我是后面的一种，现在我决定只开放耳朵，把嘴巴关闭，听你们滔滔不绝吧。

主持人：你这就谈得很好了，已经把心里那一面赤裸裸的亮出来了。刚才谈到了西藏和阿来的关系，我特想问一个问题，阿来你作为西藏的民间文化下成长起来的童年、少年、青年，后来进入汉语文学的体系，构不构成一种包裹？第二个是阿坝的阿来到成都的阿来，成都的阿来显然是另外一种漂泊，这对你和你的文学性格之间是什么关系？

阿来：今天，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全球化，全球化到了，其实在我们没有进行经济交往之前，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交流早就频繁展开了。全球化造成的结果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在自己的故乡，不在自己的民族，不在自己的国家，不在自己的文化当中生活。比如刚才说的帕慕克，就是这种情况，本来是印度人，父辈移民到中美洲，自己从中美洲到英国去上学，然后在英国写作成名。不在自己的故乡，不在自己的文化里，乃至不在自己的母语当中，这种生活肯定带来严重的漂泊感，尤其是在年轻时代，可能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但是回到写作的时候，人有一点漂泊感，对写作来说还是有正面意义的，就是使你变得比较敏锐——对处境的敏锐，而且在另外的语言当中。我觉得用汉语写作，对我来说反而有特别的敏感，因为我以前的语言不是汉语，让我用汉语写作就有一种漂泊感。

谢有顺：说到漂泊这个词汇，古人在中国大地上行走的时候，不会觉得有像现在的人的一样有漂泊感，古代的作家诗人他们鼓励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们对于迁徙流动并没有文化上被连根拔起的感觉。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我们知道中国最发达的是诗文，小说一直是不入流的，到鲁迅之后中国的小说才开始登上大雅之堂。四大名著一定是当时有名的作家写的，但为什么作者现在仍有争议，因为他们不敢留名字，因为不入流嘛，可能作者自己也认为真正表达他的，能够代表他写作成就的是诗歌，诗才是他的根本。他们羞于做一个小说家，所以要埋名隐姓，他们希望自己诗人的名义留传在世。而诗人是不惧漂泊的。漂泊和流动，对写诗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有个流亡诗人，叫米沃什，他是从波兰流亡出去的，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波兰在我身上，他是带着祖国和故乡游泳、行走、写作。对诗人来说，他写万事万物，归结点是要表达自己的胸襟和对世界的看法。小说家虽然也在表达对世界的看法，但首先是要具体描绘世界，他要塑造一个世界真实的形状，这个跟诗人有很大的不一样。比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我们会知道苏东坡对西湖是什么感受，但是你不知道西湖具体多大，什么样子。有一句诗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你读完这个诗，知道这个诗人的感受，但是幽州台是什么样的你并不知道。“两岸猿声啼不住，青舟已过万重山”，你知道诗人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但是你不知道三峡是什么样的，这点和小说家不一样，他必须写到具体的眼神动作，像《红楼梦》就是这样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中国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诗人在路上、在流浪中的诗作很多，就因为他追求一种漂泊感。这和小说家不一样，小说家要描绘具体的生活样子，四处漂泊对他可能就不利了。

麦家：我主动要求说话，因为有顺刚才的话安慰了我，让我突然有了说话的冲动。其实我在外那么多年，回来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我一直不选择回来，为什么？因为我暗暗告诉自己，既然自己想当一个作家，精神上漂泊一点可能对我有好处。我一直顽强的在外面漂泊，就是为了让这种漂泊感成就我当一个作家，不过最后我还是回来了，年纪大了，受不了漂泊了。我一边选择回来，一边又在担心，我回杭州，结束了漂泊，会不会是我江郎才尽的暗示？谢有顺这样一说，就等于是说，写诗是不能回来的，写小说是可以回来的，那说明我是完全可以回来的。因为我不写诗，我只写小说。所以，这是真正的安慰了我，刚才说我要回去写博客骂你们，现在不想了，因为得到了安慰。

说到杭州与文学，我坦率说，这个城市包括富阳，包括我生活的村庄，我觉得和我的写作没有构成必然的关系。我的写作主要还是跟我童年经受的痛苦有关系，跟地域没有太大的关系。我的童年特别辛酸，我的父亲是一个右派，外公是个大地主，爷爷是基督徒。我1964年出生，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头上戴着三顶大黑帽子，特别压抑，受歧视。这可能和我后来从事写作有特别大的关系，我11岁不开始写日记，写到21岁，36本，远远超过了我小说的数量。我为什么写日记，就因为别人瞧不起我，不跟我玩，我跟外界交流的渠道被阻断了，我要找到交流的出口，只有写日记。写日记就是对着镜子说话，就是通过写日记把自己的内心交出去，同时也通过写日记，把我的内心也拓开，展开了。记得海明威曾经说过，作家的最好的训练是辛酸的童年。所以，我觉得我后来的写作和地域的关系不是很大，跟我童年辛酸的关系较大。

主持人：能否就一部自己的作品谈一下？

麦家：那我说一个。可能也许有人看过《暗算》，《暗算》里有一个瞎子阿炳，这个可以谈一谈。我的许多作品没有原形，但是阿炳是有一个原形的，在我老家，富阳的一个很大的村庄，有上万人，村上有一个傻子，他甚至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喊，没有什么生活自理能力，但他有一个奇特的功能，就是可以报出村里所有人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哪怕是才一两个月的孩子，他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报出来。我一直想，这个人很神奇的，我想把他写成小说，可是如果就这样写，没有生活的丰富性，没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奇闻轶事而已。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这傻子的特异功能不是在眼睛上，而且在耳朵上。就是说，他那个本事不是用眼睛看出来的，而是靠听出来的，这样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了，因为我知道我们国家有搞侦听的人，然后我安排他有一天去为国家从事侦听工作，为工作建立了特殊的贡献，成为了民族英雄。这样一来，这个人就和我们有关系了，不再是我们老家的一个人，而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英雄。这就是生活和小说的关系，不是对生活作简单的物理反映，而是要作化学反应。

主持人：你爷爷的信仰是基督教，对你有没有影响，你是怎么看待人与信仰的关系的？

麦家：我爷爷是基督教徒，所以基督教徒的形象在我心中非常大，我也信仰基督。但现在，文学也是我的信仰。现在的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我觉得一个人，不管是信基督和信释迦摩尼，反正你得有个信。有信仰的人心理是有敬畏的，也是有力量的。现在人的生活压力很大，往前走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的挫折和恐惧感，心里有信仰就会帮助你战胜这些失败感，恐惧感。所以，虽然我没有权利要求你必须信什么，但是我诚恳地希望你心里要有一个信，哪怕这个东西不是宗教，是具体的一个人，一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