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说到“人文精神”，让人有些茫然。这是一个好像已经过时了的词。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它所代表的某种文化氛围却很浓厚。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猛烈推进，物欲横流将80年代的那种氛围冲涮得干干净净。于是，许多人惊呼“人文精神失落”，并为此痛心疾首。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以今天的视角去回眸，的确别有一番滋味。

陈壁生：张旭东先生在《读书》1998年11月发表的文章《从“资产阶级世纪”中苏醒——本雅明与当代中国文化意识》，可以说这是人文精神讨论产生的“问题意识”，我愿意引用这段长长的感性的话作为一种时代感受的铺垫：商品时代在中国姗姗来迟，随即却以复仇的激情横扫城市的大街小巷。我们能在购物中心的橱窗旁注视着商品的行人身上认出本雅明笔下的“游走者”么？我们能在王府井或淮海路的广告牌和霓虹灯影中感受到19世纪巴黎“拱廊街”“把室外变成了室内”的梦幻色调么？在流行歌曲的唱词和没有读者的诗行中，我们能看到那种“异化了的人”凝视自己的城市时的激烈而茫然的眼神么？我们还能在已变得像一张花俚胡哨的招贴画一样的城市风景面前感到那“灵晕”的笼罩，并想起这是我们父辈生活过、并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和梦想的地方么？我们能在自己的日益空洞的时间中感到那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一切修补完整”的天使的忧郁，感到那“狂暴地吹击着他的翅膀”、被人称为“进步”的风暴吗？这个由跨国资本，股票指数、温室效应、遗传工程、卡拉OK、好莱坞巨片、房屋按揭、仓储式购物、医疗保险、个人财务、身份认同、高速路，因特网维持着的时代，究竟是资本的来世，还是“一个阶级的最后的挣扎”呢？在这个历史和意识形态据说业已“终结”的“后冷战时代”，这个“美国时代”或“亚太时代”，重访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或超现实主义者们在梦中巡视的欧洲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教益吗？在这个传统、集体、记忆、价值、和语言的整体都被无情地打碎的变化过程中，重建个人和集体经验的努力从何开始？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矛盾，我们能否作出寓言式的描绘和分析，甚至为“赎救”的审判准备好今天的证词呢？阅读本雅明自然无法为所有这些问题找到答案，但或许能为它们在思想和语言中的成熟找到最初的、朦胧的形式。同时，人文精神讨论的背景，更重要的原因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形态。当年的发起人之一李先生说，他的人文精神“可以用陈寅恪的话归结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他在《重建人文精神讨论的更正发言兼论新左派思潮》中再次解释当时的时代背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人道主义和个人自由价值体系的建设，在90年代被人为地中断了。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下，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再一次被迫处在了壁立千仞的艰难境地，致使当我提及其处境时，都不得不使用'那个文化传统'来指代封建专制的极权重压。”不管如何，“人文精神”这样的词语终于提出来了，而且摆上了台面，直到今天，仍然成为我们言说的关键词之一。

石勇：人文精神大讨论发端于1993年，那时知识分子经过之前几年的政治挫折已经丧失了理想：或“权贵化”，或“御用化”，或“下海”，或“痞化”，总之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渐渐消蚀掉“知识分子”这一光环，使精神生态恶化，庸俗不堪。社会上的精神生态当然更不用说了，侮辱神圣，亵渎崇高非常流行。“人文精神”就是在这个现实中逻辑地凸显出来。政治当然也是一个因素，但它只是一个背景，并且不是由这个背景刺激出人文精神大讨论。泛政治化或泛意识形态化有时候只能遮蔽问题。说到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王晓明这个人是绕不过去的。这既因为他是第一个“点火者”及讨论的重要参与者，而且也因为他最看重“人文精神”，以至到现在还念念不忘。2005年7月，他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中曾说了一下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背景，是就文学和文化现象而言的。当时那篇点火的文章就叫做《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有意思的是，王晓明在这段时间的《中国教育报》上还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啥“人文精神”大讨论不该忘却》，认为当时的讨论所针对的那些问题在这十年里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重要。他认为，十年前发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并不仅仅是过去的事情，它仍然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我以为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这就涉及到我们对人文精神的理解，我们的理解将决定我们判断它是否成为一个过去的事件。王晓明对此语焉不详，只是说崇高、责任感、敬畏等等方面是人文精神。人们当然可以给“人文”定义，然而再描述或列举“人文精神”的清单。但仍是徒劳的，因为“精神”无法被准确地界定和共同地理解，每个人对此都有他的看法或侧重点。在这种意义上，它的含义和“文化”概念一样含混不清。然而就像对待文化一样，如果我们把人文精神和人存在的独特性联系起来，还是可以得出一些清单的。正如文化属性是人的特有属性一样，人作为人，并且是一个生活于社会中的人，很显然因其存在而应该具备两点特性：第一是拥有人的尊严——这方面强调主体性和精神性；另一方面是对社会要有责任感——这方面对应于人的社会性，他的生存和存在受惠于社会和他人。从这两点特性出发，我们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就很丰富了。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再返回来看一下现实，就可以判断人文精神的状况。因这两点特性，人文精神显然既与权力形成对峙，也与市场形成对峙。这两者都要挤压它、消灭它。但由于权力的强制与市场逻辑的强制不同，我们不一定可以说人文精神与市场就对立，甚至市场都有可能为人文精神的存在提供条件。但市场本身却天然是要把一切都庸俗化的，它的“暴政”在西方早已尽人皆知。你所引用的本雅明的那段话也说得很清楚。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左派，对市场的批判也早已是老生常谈了。以现在的视角去看，在当时的讨论中，有人以市场经济为据对人文精神进行贬斥，实在非常可笑。他们连逻辑都不懂：市场的好处并不能转变成人文精神，它的坏处却有可能消解人文精神，道理太简单了，它们不位于同一领域，而利益的力量远大于精神的力量。人文精神本身是可以与政治区别开来的，它有独立的空间。正如文化一样。所以我觉得，讨论人文精神在现时代的问题，就内容来说应该仅就人的生活意义、人的存在价值等方面来讨论；而在它的现实表现，它所受到的影响来说，则可以延伸到政治和经济领域。

陈壁生：说起“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一事件，不得不说一点题外话，那就是李2003年在网上抛出来的一个震动一时的长文《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化风景兼历史备忘》和《有关人文精神讨论及其他“合作”旧事》。我读过他的小说《丽娃河》，这个人可以说是文坛的异数，可惜后来远赴重洋，至今未归，让沪上文坛至今缺了这一道风景线。《有关人文精神讨论及其他“合作”旧事》一文，讲述了他当年为何在发起和勾划了整个重建人文精神讨论之后，又不得不被迫退到一边的原因和经过。这些文章在网上流传，也一定传入当事人的眼中，可惜直到今天，并不见回应或者反驳。这段历史花絮，只能等那些专门研究当时思想的人们去澄清了。我赞同李先生对人文精神的定义，也就是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事实上，“人文精神”这样的词语，在每个时代、每一个文化背景中，都有不同的定义。近代西方“人文”的提出，是为了以“人”对抗“神”，昭示着人的觉醒。而中国古典的“人文”，则是礼乐精神。面对着不同的时代状况，不同的社会形势，“人文”必须有不同的解释。而针对上世纪90年代初的历史环境，甚至针对现在的情况，我认为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定义人文精神，都是非常确切的。不管面对不受约束的权力，还是面对商品经济带来的人的异化，“人文”都离不开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