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根据当时讨论的核心人物王晓明的事后言说，彼时的背景是，讨论者认为那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人格萎缩、丧失批判精神、趣味粗劣，等等。很显然，“不受制约的权力”和“商业经济带来的人的异化”都是重要的原因。那么，提“人文精神”，就必然意味着对此二者的反抗。在199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商业逻辑已经在权力逻辑的力挺下开始大行其道。犬儒主义风行。但是，由于中国的意识形态—政策的特殊结构，某种思想的逻辑对此的把握并不能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复杂的现实的真相。王晓明承认，讨论者本身对现实缺乏深入的认识；而这场讨论的意义一是在沉闷的90年代初表现出了知识分子介入现实、担当责任的精神，二是迫使知识分子转向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入研究。

陈壁生：应该说，那场讨论的参与者对“人文精神”的含义有不同的取向，是像李，用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来定义人文精神，主要就是针对权力问题，而像另外一些学者，更多的是针对资本问题。或者可以说，这两种思路已经为后来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埋下了伏笔。不管如何，这场讨论在特定的时代有其特定的价值，而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把“人文”这样的词语，带入一般言说之中，就像20世纪80年代一群老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的努力，把“人道主义”前面的“资产阶级”这个修饰语去掉一样。

陈壁生：时间进入2004年，这一年最明显的思想事件，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即所谓另一场国学热的开始。这一思想现象以读经事件的争论，《甲申文化宣言》的签布，与《原道》十年纪念这三个事件，作为历史标轴展开。

石勇：这一年的确是文化保守主义显示出“由边缘进入中心”的关键一年。这些极富象征性的事件前后相继发生，使2004年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这意味着，以往自由主义—新左派双峰并峙的思想格局已被打破，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经形成。

石勇：“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明先生对这一点想必有太多的感慨。由于自“五四”以来，国人将中国失败、腐烂的账最终算在了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身上，儒家文化长期以来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而备受不公正的责难。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也由此而成为一个贬义词，它甚至变成一根论争中的棍子。1994年陈明创办《原道》，备尝艰辛，到2004年，十年中先后换了多家出版社，以可敬的姿态一直坚持了下来。然而，终于走过来了。在今天，“文化保守主义”已不能说是一个贬义词了。而另一代表人物蒋庆先生多年来除了搞“政治儒学”以外，也从事着儒家文化的普及工作。2004年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花两年时间精心选编的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用来给那些3～12岁的孩子背诵。值得注意的是，是“背”而不是“读”。按蒋庆的意思，就是12岁以前的孩子记忆能力强，他们懂不懂没关系，能背就行，长大后可以慢慢理解。在他看来，自蔡元培废了小学“读经科”以来，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就没了经典，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它的后果就是“礼崩乐坏”，“学绝道丧”。而要复兴中国文化，就必得复兴经典，而复兴经典的第一步则是少儿读经。少儿如果读经，中国文化就会潜移默化地注入到儿童心中。也就是说，如果能够以这种方式让一种“文化”在儿童都没能意识到的情况下植入到儿童的精神和心灵世界里，培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就有望了。正是这一点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使之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

陈壁生：关于“读经”问题的争论，实质上是近年来在许多城市兴起的民间读经活动的思想回应。这场争论的焦点，聚集于蒋庆先生编写的少儿经典读本，及其编撰理念。焦点聚集于此，只不过是一种偶然，因为早在几年以前，台湾的王财贵先生就已经身体力行，大力倡导读经。而且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也纷纷创办了读经班。蒋庆先生的读经观，把读经提高到“中国文化的复兴”这种骇人听闻的高度，把经书抬高到绝对真理的高度，其姿态之高，陈词之切，一下子便使他所编写的经典选本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蒋先生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蒋庆先生谈儿童读经面临的问题》一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读经观，其内容说到底，就是“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因此，必须有一套统一的、系统的、正统的、精选的少儿读经教材。这套教材，必须排斥道家、兵家、杂家，因为它们或尚权谋，或尚诈力，或思想不纯正，多学无益。甚至应该排斥蒙学、文学，外文教材更要排斥。这种读经观，在我看来，正如薛涌先生所批评的，是“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