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姑且不论“经”是否能让人导致蒙昧，这种要求读经的方式和背后不允许质疑的预设的确是一种蒙昧。这种手法和宗教颇为类似，对圣经不允许质疑，对圣人更不允许理性审视。然而，少儿读经并不类似于成年人信仰宗教。“文化”（“经”所承载的中国文化）除了安身立命这一稍微“形而上”的功能以外，还体现为老百姓的日常伦理、思维方式、价值偏好等，它们都很难说就可以拒绝理性的检验。在儿童完全无法理解的情况下，把“经”植入他们的心灵和精神世界中，实际上是把“经”当成了信仰的文本来看待。这种对儿童的“格式化”在现代社会里很明显会引起很多人的不快。如果圣人位于超验世界，是上帝一类人物，凡人的理性当然无效。但是中国的圣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中国的文化有很深的世俗化程度。蒋庆的预设是错误的，而且显得不伦不类，“听圣人的话”并等于人们要读的“经”经得起检验的理由。当然，复兴传统文化并不是坏事，一则传统有助于消除“无根”下的焦虑、燥狂和激进主义；二则传统可以构建一种权威，据某些人说它可以成为“宪政”的资源；三则中国已日益强大，日益需要一种“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超越于政治、经济上的分野而具有一种“公共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一些人对“读经”的方式方法批评很激烈，但更多的人已不像过去那样对“传统文化”持批评态度了。

陈壁生：而最意味深长的是，在读经争论中，一大批向来以自由主义为言说资源的知识分子，一反从胡适到殷海光的反传统姿态，转而纷纷支持读经。鉴于“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两个敏感词汇在新儒家如徐复观身上有合流的倾向，鉴于从20世纪90年代初“国学复兴”以来传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新的姿态，是否意味着中国大陆思想界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整合的开始？现在下任何断语，都属言之过早。

石勇：整合可能谈不上，他们的“携手”只是基于对传统的认识：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传统在当下可以起何种作用自不必说，陈明、蒋庆、康晓光对此都作了阐释，而且有不同的指向；自由主义者——更受哈耶克影响而不是罗尔斯影响的那些自由主义者——认为传统可以作为宪政的一种资源，这方面很多人都作了正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在文化保守主义者那儿，既是“体”也是“用”，但“体”是原则性的，而在自由主义者那儿更多的只是“用”。所以，侧重于文化层面（这与自由主义者的关注交集不多）的陈明，与自由主义者更有共同语言，而蒋庆、康晓光则与他们处于紧张状态。蒋庆就明言，如果文化保守而政治不保守，即政治“西化”，即是一种“文化歧出”，这是他所反对的。就这个层面观察，尽管目前下任何断语为时尚早，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由于自由主义更多是一种政治哲学理论，而中国最核心的问题则是政治变异，自由主义者与蒋庆、康晓光（而不是陈明）那一路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政治领域的论争中将会紧张下去。返回到读经问题，这个搅起这么大的波澜的问题在蒋庆眼中根本就不应成为问题：有谁去指责西方人读《圣经》？就此，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关于它的争论和一些新左派、自由主义者对这一观点的认同或支持，折射出了新时期思想界的各自思想逻辑和倾向。自由主义者的逻辑和倾向我们上面已经提到，新左派则是基于“反抗西方霸权”的考虑。不得不说，思想界的一些人在21世纪初的中国，对“读经”特别是其背后的传统文化反应如此，或许不应该感到奇怪，但如果时光倒退许多年，这些反应是令人吃惊的。

陈壁生：读经背后是一个历史问题。近代以降，读经与反读经之间，已经有过许多次思想交锋，每一次思想交锋，两派的背后都有深刻的理论支持与广阔的历史背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绝不是光靠传统文化就能够解决的，除了传统文化，“五四”以来我们形成了另一种传统，即“反传统”的传统。作为现代人，没办法绕过这个反传统的传统。胡适、鲁迅、傅斯年等人，都对读经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鲁迅的一篇是《十四年的读经》，胡适的是《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胡适认为，古代的经典在今天正处在受科学整理的时期，六经在今天的专家们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

他以当时最杰出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例，王国维曾经说，他对《书》的内容，不懂的几乎有十分之五，对《诗》，不懂的也有十分之一二。所以学者们不能够把这些连自己都半懂不懂的东西教给小孩子。胡适文章最后公开说：“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一笑。”至于鲁迅，则对提倡读经持一种比较轻蔑的态度。现代康有为诸人提倡读经背后的文化历史因素是什么？自由知识分子对读经的批评，背后的思想史因素、社会因素是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倡导读经，特别是儿童读经，全社会读经，都是非理性，甚至是不负责任的。今天读经的理由，如果不是建立在历史之上，不是承接现代读经提倡者的思想理路，便没有合法性，没有说服力。同时，今天提倡读经，如果没有首先回应近现代思想家对读经的批判，便不可能有历史说服力。传统文化中被定位为绝对价值的“经书”，到今天已经变成作为文化知识的“经典”，两者之间横亘着百余年的中国思想史。试图绕过这段思想史谈读经，忽视这段思想史直接承接传统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同时，文化保守主义情怀，经过百余年的摧残，特别是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后30多年的毁灭性打击，要进行重新培植，需要长期的过程。思想对人格、社会的影响，更不是一步到位。蒋庆先生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自序》中居然说：“吾中华儿童手持一编读之读之再读之，而他日君子之国、大同之世，必在此朗朗读书声中也！”如果承认儒学经书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曾深入渗透到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就应该看到儒学价值在社会历史上的衍化与异化。孔孟的尊君敬父，在现实政治中却衍化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其中有必然的历史和社会政治逻辑。儒学精义很难把握，而儒家经过专制政治的过滤，衍化出来的教条却不但容易理解，还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而且这些体现在教条中的那种心理积习，到现在仍然存在。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玉帛与钟鼓这些物质形式太容易做到，“礼”的精神则太难到达。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羊”是明显的而且可操作的，“礼”是心灵的而且只能体会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从思想理论降到政治制度以及日常伦理，本身就经过无数层弯曲。而在儒家赖以生成与发展的政治社会结构已经解体的今天，奢望读经兴国，不啻于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