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开头所传递的信息与《圣经》和佛教截然不同。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开宗明义就探讨了做人的快乐问题。这三句话，头两句提供了两条快乐的源泉：学习与交友。第三句讲的是如何避免不快乐。

乐在周公那里是作为群体的乐提出的。孔子继承了周公的乐，但发展为个体的乐。孔子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思想，就是如何快乐的做人。《公西华侍坐章》里，孔子让弟子们各言其志，几个弟子都表达了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最后一个发言的曾点却说，他只想暮春时节和五六个成人带上六七个孩子到河里去洗澡，洗完澡到祈水台上去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孔子听了之后，长叹一声说，我赞同你。

孔子在这里并不是否定其他学生的大志。孔子自己一生的经历表明有高远的大志未必有实现的机会，向外求的大志是有赖于机遇的，是可遇不可求的。而向内求的快乐，却是无需外部条件，自己可以做到的。所以孔子说：“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

孔子的快乐不是物质享乐主义的快乐，他表彰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正如雄心大志有赖于外部条件，所以不可以作为人生的第一追求，依赖于物质条件的快乐，也不是可靠的快乐。孔子所主张的快乐是源自精神丰满的快乐。理解了这点，就明白了《论语》开篇就提出孔子所主张的两大快乐源泉，是深得孔子思想精髓的。

孔子快乐主义在长达两千年有关孔子的解释中，淹没无闻。期间北宋周敦颐曾经指点他的两个学生程颢和程颐“思孔颜乐处”。但二程似乎并没有理解周敦颐的用意，他们偏重于构建孔子哲学的宇宙论，依然忽略了孔子的快乐主义。

如今我们要恢复儒家学说的本来面貌，首先就要恢复孔子的快乐主义。

孔子把学习和交友作为人两大快乐源泉，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切理解。人是文化的动物，人是通过学习才能成长为人的。源自学习的快乐，是人的特性。保持和扩充这样的特性，才能充分获得做人的乐趣。因此把学习作为快乐的源泉之一，完全合乎孔子的快乐主义哲学。当然，孔子所说的学习之乐，是为己之学的乐，是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的学习之乐。

另一方面，人是群居动物，人不可能离群索居、遗世独立。因此在人群中和人相处的快乐，也是人生快乐的重要来源之一。孔子把学习和交友作为快乐的两大来源，是非常切合人性的。

人与其他动物根本不同在于，人有意识和自我意识。因此人具有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能力，说得简单点，就是料想他人的能力，或者说产生同情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孟子所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使得人能反推自身，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所谓仁心，就是和人相处时能体会、料想、感受他人情感、情绪和心理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人与人之间能够愉快相处最重要最关键的基础，丧失了这种能力，麻木不仁，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快乐相处。

古往今来，对“仁”的解释难以尽数。其实，放到生活实践中去检验鉴别就很简单了。既然仁或不仁，只在人与人相处中才会产生，那么相互都愉悦快乐的就是仁，否则就是不仁。让自己屈从对方，令对方快乐，或者压别人顺从自己，使自己快乐，都是不仁。仁的关键就是双方都感到快乐。

正因为仁心是人与人之间和睦愉快相处最重要的基础，保有和扩充仁心，就成为孔子关注的焦点。孔子以《诗经》教人，其主要目的就是保有和扩充仁心。文学作品不仅可以提升扩展人的想像能力，从而增强人的同情力，它还可以增强人对话语言辞的理解力和恰如其分运用语言的能力。

仅仅只有仁心还只是内在的。仁心只有转化为行为才能对社会对人群产生作用。是否只要有仁心就可以任意作为呢？当然不是。仁心并不能保证行为准确和得当。准确的行为需要辨别是非的能力和价值系统的支撑。孔子用《尚书》和《春秋》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建立在辨别是非或合乎人类永恒价值基础上行为才称得上是义行。

是否只要是义行就可以放手去干呢？也不是。义行的表现还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既不能过分也不能不及，这就叫合乎礼。所以《礼经》的教育也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