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半是鲁迅，一半是马尔克斯

关于中国乡村的记忆,在民国的文人那里是寂寞的。除了萧索和宁静外,几乎没有狂歌的篇什。自从鲁迅创作了鲁镇和未庄,乡土社会的色调才变得混杂起来。这新生的调子是森冷的,精神被黑暗压迫着,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鲁迅那代人飞扬的只是个体的自我意识,描述乡下的景观时,笔端却被寂寞缠绕起来,叙述者和对象世界有着一定的距离——直到莫言。

八十年代问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给了我们一种喧闹的声音,乡间社会的内在轰鸣被焕发出来了。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内在的色彩、气味,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与此同时，拉美文艺的引进,让莫言看到了叙述的另外一种可能——主观叙述的视角。莫言借着马尔克斯的模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叙述原点。在一片混沌和荒原里开始了自己的旅程。教化、学问远远地去了;小说腔、散文腔远远地去了;上等人的铜臭气、庸俗气远远地去了。他凭着生命的嗅觉,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底色。那是很不易的跋涉,一切完全缘于自己的良知。在红高粱系列里,在随后完成的诸多乡村题材作品中,他走出了一条别人无法重复的道路。

随着《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的问世,莫言从马尔克斯的视角出发，但却远远摆脱了马尔克斯的怪影,写作出了土生土长的汉文明里的魔幻，它是东方文学“怀乡”“怨乡”与西方“魔幻现实”共同作用的产物。这魔幻我们只有在文化大繁荣时期的汉墓造像里、在敦煌的天地鬼人图里略微可以考见。汉代人写物与写人,神异鬼怪,来往于天地之间。汉之后的小说,虽有志怪的遗音,大多是扭扭的舞步,很少看到乡俗里的潇洒了。而莫言的诞生,用东西方文学共同孕育之下诞生的新手法，衔接了一个消失的精魂,并且放大了力量。在莫言身上，我们看到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式的想象力，美国作家福克纳式的颠覆性，我们看到了《百年孤独》，想起了《喧哗与躁动》。大江健三郎等人乃至诺奖评委会对他的认同,其实是惊异于莫言作品中这种汪洋恣肆天马行空式的状态。这种状态，是莫言将马尔克斯小说手法结合中国现实的创造性发挥，而究其精神根源，又岂不是鲁迅遗魂的另一种表达?

从极端审丑，到化美为丑

莫言小说大面积存在的丑,由于观察视点不同可有多种杂芜形态。有具象写实的丑,有抽象象征的丑;有恐怖的丑,有滑稽的丑;有特写的丑,有散点的丑;有以丑为美的丑,有化美为丑的丑……但是,由于理性的消隐,不管是赋予美的事物以丑的意象,还是赋予丑的事物以美的意象,都使莫言小说缺乏审美意义的丑,而更多的是非审美意义的丑。所谓非审美意义的丑,是指以积极的恶的形式对生活美粗暴地予以否定,表现道义上的恶和违反生活常态的畸形。

曾有人专门研究过莫言小说里的丑，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恐怖的丑；以丑为美；化美为丑；美化兽类；丑化人类……莫言写丑,你根本看不到作者理性批判的态度,看不到哪是调侃、哪是反讽,字里行间流动的却是一本正经津津乐道的欣赏、把玩和咀嚼。《欢乐》描写跳蚤在母亲的阴毛中爬、在生殖器和阴道里爬之后,又变态地设问和辨析,“你吃过男人的阴茎,但你喝过女人的月经吗?”月经“味道不坏,有点腥,有点甜,处女的干净,纯正;荡妇的肮脏、邪秽、掺杂着男人们的猪狗般的臭气。”这下流的把玩纯属阴晦押淫心理的写真。《红蝗》在“大便味道高雅”,“像薄荷油一样清凉的味道”的反复抒写和顺摸中,更是将“大便”写得一片绚烂辉煌,美丽庄严,神圣静穆,超凡脱俗,甚至“达到了宗教的、哲学的、佛的高度”…

在莫言的小说里，将丑演绎到最为登峰造极的是人行为的丑和行文语言的丑。行为的丑：人驴交配(红蝗)、人狗交靖(马驹横穿泽)、兄妹乱伦(模式与原型、马驹横穿沼泽)、女婿丈母娘乱淫(酩配国)、妹夫大姨子性狂欢(丰乳肥臀卫);丈夫以酒为妻,妻子饮“西门庆”酒以解性欲(酩配国);母亲八次生育九个孩子没一个是丈夫的(丰乳肥臀);儿子烧死母亲(模式与原型)、女儿打死父亲(屠户的女儿)、媳妇打死婆婆(丰乳肥臀)、军人扼死婴儿(金发婴儿)。语言的丑则“透着一股浊气”:女司机与丁钩陌路相逢便自称“盐碱地”和“肥田粉”的理俗挑弄,侏儒的终极人生理想便是“操遍酒国美女”(酩配国);男人和女人关于“窟窿”和“金枪鱼”的性对话(鱼市)等等不一而足……莫言用一部部作品，实现了自己在《红蝗》中借女戏剧家之后表达的艺术誓词:“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

莫言获奖为中国文坛带来什么？

也许是在莫言拿到诺奖之后，关于他的溢美之词太多了；又也许我们本就只想呈现一个本真的莫言——看了上述文字，那些已读过莫言文字的你，是否对莫言的理解能稍深入？那些未读过莫言文字的你，是否收回了一些因为诺奖而过于洋溢的崇拜？

中国作家向来缺乏悲悯情怀，莫言也不例外。在莫言的文学表达中，他也许有过这种情怀，但在他横暴疯狂的文字面前，读者对这种情怀的感知几近于零。如今其功成名就几近巅峰，再想寻觅这种情怀，期待其成为“中国的托尔斯泰”，恐怕难矣。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作品价值的获胜，也并非证明写作方法的技高一筹，而是不同思想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的结果。这是莫言的成功之道，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赋予中国作家所带来的启迪，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的获奖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作家，是记录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作家就是历史。一个固守在自有的认识圈子里，把历史和生活简单化意象化、缺乏悲悯情怀的作家绝不是好作家。幸运的是莫言不是这样的作家，尽管他可能有些极端化；不幸的是国内大多数作家，正是在简单化和意象化的写作中或自我陶醉或谋求功名——中国作家什么时候能够学会如托尔斯泰般拥有“悲悯的情怀，人类的良心”，中国文学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

我们的社会如今有种种的矛盾、创伤，正是因为我们对过往历史和底层社会复杂性的认知出现了偏差，正是因为我们的主流文学所宣扬的价值观缺乏悲悯的情怀，而我们又总是想用隐瞒、扭曲甚至强制篡改的方式来解决这种复杂性和偏差。莫言尽管不完美，但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新的是非标准，可用来检视每个人，每段历史，拿不拿诺奖，这都是莫言的最大价值所在——只是你若只是跟着喧闹，而不去读他，又怎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