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王思任的诗文理论

晚明是中国思想界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诗人数量之多为中国古代诗坛少有，诗人们不仅在诗文创作上成就斐然，而且在诗文理论上也是各标新说，争鸣激烈，如李贽有“童心说”，徐渭有“本色”说，汤显祖有“有情说”，屠隆有“适性说”，公安派有“性灵说”，竟陵派有“隐秀说”，复社、几社提出“适远说”等等学说。王思任虽然未打出何种学说的旗帜，但是在他为友人诗文所作的序文中，同样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一、以“性情”为基础

王思任作诗提倡以“性情”基础，他说：“《诗》三百，皆性也。而后之儒增塑一字，曰‘诗以道性情’，不知情即性之所出也。性之初，于食色原近。告子曰：‘食色，性也’，其理甚直。而子舆氏出而讼之，遂令覆盆千载，此人世间一大冤狱也。”[1]告子因提出“食色性也”的人性论，而受到孟子的抨击，并在其后的年代里遭受各代儒士们的蔑视，王思任在这里却认为这是人间一大冤案。他对“诗以道性情”进行了重新的诠释，认为“情即性之所出”，而《诗》三百就是建立在“性”的基础上的，将诗歌与人的最基本的欲望联系在一起。

王思任在其它序文中也有对于性情的肯定，王思任认为“性情”的产生，是出于心的呼唤。“声出于心乎？心之司属火，则其味苦。怨女劳夫，有一声之逸忽，不知其何以动，遽可传宫刻羽：而文人学士，毕世摹之不肖，追之不前也，故《三百篇》只《风》为诗……”[2]《风》是反映劳动人民的心声的诗，反映“怨女劳夫”的喜怒哀乐，这是发性情之作，故《风》才为诗，《雅》、《颂》这些庙堂之作只能算作是“愉悦之辞”了。

王思任肯定性情，故对以情为文的作品，大为赞赏：“即若士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情深一叙，读未三行，人已魂销肌栗，而安顿出字，亦自确妙不易。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若士以为情不可以论理，死不足以尽情，百千情事，一死而已，则情莫有深于阿丽者矣。况其感应相与，得《易》之《咸》，从一而终，得《易》之《恒》，则不第情之深，而又为情之至正者。”[3]王思任认为《牡丹亭》“情深”，才能让读者与之共鸣，让读者感受到戏曲里的“笑为真笑”、“啼为真啼”、“叹为真叹”，才是戏剧中的精品。

王思任提倡作诗以“性情”为基础，是建立在晚明时期高举“人性”的大旗潮流下的产物。明代中后期，以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主张人际间地位平等，追求个性的自然发展的王学左派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发生变革，为明代掀起复苏人性、张扬个性的思潮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在这个时期，“‘言情’是晚明士人的一大人生追求，从哲学至政治再到文学，无不显示出言情的踪迹。”[4]汤显祖、公安派、竟陵派、屠隆等各大诗人或文学流派都提出了“性灵”、“性情”的口号来响应这个思潮。如公安派针对后七子过于强调诗文的形式风格，而忽略性情对形式风格具有决定性的一面，态度强硬地提出了“性灵”说，主张作家表现性情，为诗歌的宗旨。他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5]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强调“性灵”的重要性。随之其后的竟陵派也有“夫诗，道性情怀者也。”[6]“性情所至，作者不自知其式，诗已传于后，而姓氏或不著焉”[7]要求诗歌要以“性情”为基础的文学理论。王思任对于“性情”的肯定，为晚明突破禁欲主义，崇尚个性解放的思潮增添了精彩一笔。(文/语过天青)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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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思任著, 任远点校. 落花诗序,王季重十种. 浙江: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1, 13
[2] 王思任著, 任远点校.<萍吟草>序,王季重十种. 浙江: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1, 16
[3] 王思任著, 任远点校.  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 王季重十种. 浙江: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1, 31
[4] 左东岭著.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研究.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602
[5] 袁宏道著, 陈书良主编 ,熊礼汇选注. 公安三袁·叙小修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123
[6] 钟惺著, 张国光点校. 隐秀轩文. 长沙: 岳麓书社, 1988, 114
[7] 同上，p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