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的激荡之下，沈从文毅然决定放弃军旅生活，到北京打造一片文学天地。后来将原名“沈岳焕”改为“沈从文”，以表明自己的心志。于是，他一面在北京大学旁听，一面开始创作并不停地向报刊杂志投稿。沈从文从事文学的起点非常之低，低到连新式标点符号都不会使用。所以一开始自然是屡投不中。到1924年底，走投无路的沈从文只好给郁达夫写信，诉说自己的生活困境。郁达夫亲到寓所看望他，并为此发表了《致一个文学青年公开状》。郁达夫的提携无疑为沈从文打开了一方新的天地。从此，越来越多的刊物开始发表沈从文的作品，使他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地登上文坛，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位职业作家”。

尽管后来沈从文闻名天下，成为京派文学的核心主将，出版了四十多本书，被聘请为大学教师，进入了精英阶层，上流社会。但他始终念念不忘湘西的淳朴民风，始终心系着自己的精神之根，一直以“乡下人”自居。沈从文的作品除了部分批判讽刺虚伪的现代文明的，以及少量改编佛经和民间传说的习作之外，大多数都是描写湘西淳朴乡情，水城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卷。这些图画为战乱中的中国乃至后世的一代代人留住了一幅幅远比陶渊明的诗更加细致生动的桃源图景。

使得沈从文蜚声文坛的经典之作自然要数中篇小说《边城》。这部美仑美奂的作品仿佛一曲素朴的田园牧歌，把读者引向世外桃源一般的艺术时空。边城位于四川、湖南的交界，将近湘西的边境。是一处依山傍水名叫“茶峒”的小山城。由于地理位置的封闭，这里成为一片没有被战乱和现代文明染指的桃源福地。“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知道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还得法，并无特别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还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

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虽然没有丰厚的物质条件，但是都能安居乐业，与人为善。投之以桃，必然报之以李，谁也不愿多占别人的便宜。“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

沈从文的作品具有道家的小国寡民，崇尚自然，蔑视礼法约束，与世无争，无为而治，自得其乐的精神风貌。这并不是庄子似的个人得道的超脱与消遥，而是百姓自然而然，按其本性率真生活的和谐诗意化田园图景。沈从文发现和塑造了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创造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唯美天地，因此他的创作真正地成为陶渊明桃源思想千年后的回响。

《边城》完成于1934年。沈从文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部小说以与摆渡老人相依为命的小孙女翠翠同船总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兄弟的爱情悲剧为线索，表现了湘西小城桃源牧歌般的乡情美和人性的淳朴善良。

然而，沈从文的创作却不断地遭到各种攻击，歪曲和误解。有的批判他“为艺术而艺术”，不关心革命和政治；有的批评他脱离劳动人民，写的是引人怀旧的不真实的牧歌。沈从文一度被宣称为“反动”文人。50年代初，沈从文封笔不再创作小说和散文，而是从事文物研究，写出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的得意弟子，京派小说的最后一个杰出代表人物汪曾祺认为他的老师热衷于“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他写的不是怀旧的挽歌，而是一种通往未来的希望。

1982年和1983年，沈从文连续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创作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宝贵的一部分；如今，不独湘西的桃源县，连沈从文的家乡凤凰县城也由于他的妙笔，成为世人所倾慕的桃源福地。“边城”的原型湖南省花垣县的茶峒镇，也在2008年改名为“边城镇”了。

汪曾祺有这样一段话：“高尔基沿着伏尔加河流浪过。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当过领港员。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20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20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正是执着在这样的印象里，沈从文用他手中不断探寻的画笔，筑造了现代中国的桃源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