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叫“桃花源”风景区的附近乡村长大，儿时的经历一直是我回忆中最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时老师组织春游，组织我们勤工俭学拾稻穗、捡茶籽的时候，我们就在“桃花源”及周边漫山遍野地跑着找着玩耍着。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作为一个景区的“桃花源”并没有培养出深厚的感情。小时候常跟着别人念着这样的顺口溜：“桃花源，不好看，进门还要5分钱”。其实我进去从来不买票的，从哪座山上去不能进入到桃花源里面呢？小时并不觉得桃花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和周围的山水差不多，不过多了一些亭台楼阁而已。后来上学了，学了《桃花源记》，才知道桃花源的由来，从此对“桃花源”及相关的问题开始了自己的思考。我的网名正是这样来的：我既然生活在桃花源附近，便要当一名“问津者”。）

（一）

看《桃花源记》，我最感兴趣的不是描写优美风景和小国理想的一段，而是有关问津者的一段。武陵人得到“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告诫后，“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通篇《桃花源记》，是以武陵人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个世外桃源存在，但上面的文字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那个不知名的“武陵人”是桃花源的唯一见证者，没有任何物证，没有其他证人，有名有姓的高士刘子骥寻而不得并以病终，而后来连问津的人都没有了。在我看来，这是一桩糊涂案，而将刘子骥的以病终与探寻桃花源联系在一起，有点类似木乃伊的诅咒了。其实，所有关于诅咒的传说都一样，最后证明是有人故弄玄虚，目的是阻止人们了解真相。陶渊明的狡猾在于，他一方面设法让大家相信桃花源是存在的，另外一方面，他又让大家不能实地求证，不能证伪。我们不知道那个武陵人姓甚名谁，无从找他对质，有可能知道真相的刘子骥却死了，没有其它问津者，这个桃花源就永远是陶渊明所描述的那个样子。陶渊明就象古代那些巫师一样“绝地天通”（《书经·吕形》），垄断了通往天国的道路，成了连通世外桃花源与世俗社会的唯一代言人。代言人不是证人，没有证人，这就是一个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命题了，是非科学的，不可相信。

当然陶老先生自己也未必相信世上真有这样桃花源，他写《桃花源记》，不过是将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寄托其上，就象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莫尔的《乌托邦》，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一样。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乌托邦，但千方百计让其他人也相信有这样的乌托邦并强迫人们只能按照他们设计的乌托邦去进行建设，按他们设计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才是全部问题之所在。

（二）

有一则笑话，美术馆里有一幅描写亚当和夏娃的画，苏联人看了就说：“他们一定是苏联人，他们没有衣服，吃得很少，却还以为自己在天堂！”过去的苏联人和我们，今天的北朝鲜，都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最美好、最优越、最富裕的“桃花源”里面，全世界人民都羡慕着呢！他们凭什么认定自己的的确确生活在桃花源里面的呢？这就是封闭社会的成果了。

一个理想国必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如《桃花源记》中描述，这样的社会存在的前提的是：地处绝境，与外人间隔。不仅外面的人轻易进入不了（唯有幸运的武陵人例外），带入外来文明污染其纯洁的空气，里面的人也不能和外面接触，因此才不知有汉魏晋。而要把“桃花源”变为现实的人已经把“地处绝境”变成了“自处绝境”。“自处绝境、与人间隔”下的社会是一个标准的封闭社会。所以，“桃花源”里无自由。“桃花源”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对信息的封锁，对思想的禁锢，让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人才能安心呆在里面。中国那么多的文字狱，无非是要人民安心呆在皇帝们庇护下的“桃花源”里面。同样，现在北韩人民就自以为生活在桃花源，认为他们生活在没有阶级，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得其乐的乐园里。这种优越感比60年代的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最近还在骄傲地宣称“全世界人民都在羡慕我们”呢。他们的信息是封闭的，收音机只能听到一个波段，人民不能随意迁徙，更谈不上自由出国，他们不知道民主自由为何物，关于西方世界的观点全是灌输所得，所以北韩人民象花儿一样，以为自己在金氏父子的阳光照耀下（一个日成，意为已照射完，一个正日，意为“太阳当头照，花儿对我笑”），就成了全世界最最幸福的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