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而打破封闭社会首先得有问津者存在。问津，本义是询问渡口，这里意为探求或尝试。问本是主动的询问和探求。中国人问得少，总认为路是自然会有的，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暂且走不通的地方，就以为路到了尽头。要问大都是抒情式的反问、质问，是被动的反击，是道德的评判与控诉，是感情的抒发流露，如屈原的天问，蔡文姬的“问天有眼兮何事见我独漂流”之类。我们缺的是科学理性的疑问，对真理的追问，宗教忏悔式的拷问。所以在真实面前，在自我灵魂的解剖面前，我们往往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即使在中世纪的黑暗时期，经院哲学家们还在费力地证明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我们却连皇帝的名字都是要避讳的。

西方人是勤于问津的。西方人爱探险，探险是为了知道“险”在哪里，是怎么回事，还有哪些是我们所未知的，怎样才能征服。所以西方人的路在他们的脚下不断延伸，从欧洲到大美洲，到亚洲。这也说明了西方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是问津者，无论什么样的路都是可以研究可以自由地行走的，这是西方领先中国的重要原因。中国少的是问津者，多的是不辱使命的忠臣。我们引以为自豪的“郑和下西洋”，不过是奉旨行事，官方组织，是宣示国威皇恩，与西方发现新大陆不一样，那是民间的、自由的探寻，是为了“发现”，为了占有。没有皇帝点头，中国“片甲不得下海”，没有皇帝点头，中国人只能望洋兴叹。在真理的探求上，我们一直如此，领袖的思想高度，就是我们的雷池，越过雷池，便无好的结果。领袖走得快，全国人民都得一路小跑；领袖走得慢，全国人民都得缓行；领袖走回头路，全国人民都得跟着向后转。

因为问津者少，所以中国人的宽阔大道多，独辟蹊径自己开辟的路少。宽阔大道多的原因是中国人喜欢走在一块，领路人一挥手，大家都朝着一条道跑到天黑，所以路越走越宽。不是有句歌叫“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吗？路是走宽了走广了，长不长久却不知道也没人关心。因为问津者少，所以当初说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我们相信，又说共产主义是“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要是不小心，苹果碰破头”，我们也相信，认为60年代是生活最幸福的，立马就可以越英赶美了，我们也相信，我们总以为自己生活在天堂，生活在桃花源。我们希望把这个桃花源推广到全世界，从此一劳永逸，天下太平。

（四）

在《桃花源记》里面，刘子骥之死是一种暗示，是对问津者的警告。对于桃花源，只能相信，不能怀疑，不能质问，更不能搞“眼见为实”之类的举动。否则，后果将如刘子骥一样。所以凡相信桃花源存在安心呆在桃花源里面的人不会有事，而要执着探求真理的人总会有牺牲。林昭、张志新正是这样的问津者，在封闭的社会，木乃伊的诅咒无处不在，那正是悬在探求真理的问津者头上的一把利剑。

《桃花源记》中写道，一个刘子骥死后，便没有了问津者。这实际上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正是因为“后遂无问津者”，所以“桃花源”才会永远存在。反过来说，如果有了足够多的问津者，就会迟早打破“与外人间隔”的状态，里面的人一旦和外面接触，就知道了汉魏晋，知道了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桃花源”的时代就结束了。

所以，世有问津者，方无桃花源。乌托邦的理想能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并为之奋斗不惜付之以自己和他人生命的代价，原因是问津者太少。如果问津者足够多的话，那么桃花源早就不存在了，一是人与人的交流，使得居住在任何地方的人都会知道有“汉，魏晋”。没有人会继续愿意生活在永远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二是问津者多了，其中总有如皇帝新装中的那个孩子会道出他的真实想法：其实桃花源根本就不存在啊！

问津者的责任就是揭穿桃花源的真相，让人从“桃花源”中走出来，让理想国世俗化，让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问津者的存在就是告诉人们永远不会有一劳永逸的事情，永远不会有完美，人永远“在路上”。而在一个开放社会里，人们也许会失望，因为过去苦苦追求的那些生长在空中的崇高而神圣的东西一下子没有了，世俗平庸的东西却扑面而来，人们一觉醒来，只看到现实的一地鸡毛！

人们必须经历这样的失望与痛苦过程，开放之路就是世俗化之路，这是步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必由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意味着不再把人培养教育成不食人间烟火道德高尚不会受到任何诱惑的亚当和夏娃，而让人呈现出他普通而平凡的一面，这也是真实的一面。

是的，问津者就是圣经中的那条蛇，亚当和夏娃一旦受到了来自蛇的另类信息，他们的伊甸园生活就结束了，从此成为普通的人，而人类的历史也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