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通过转换性阐释，不但消解了原先天命观里命定论色彩（商纣王就是用这种天命观为自己的暴虐无道荒淫无耻辩护的），而且把人的德行和天命连接起来。

周公这一阐释，在中国政治哲学上第一次提出了位德的观念。坐在什么位子上，相应的就必须具备与该位置相称的德。有其位无其德，天命不佑。天命不佑的表征就是人民起来造反与革命。周公的政治哲学确立了人民革命的正当与合理。

这样，抽象的天道天命，就不是难解和不可知的，它和活生生的，具体的现实世界紧密连结起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人心就成了天道的直接反映。“公道自在人心”，“天理良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丧尽天良”……诸如此类耳熟能详的成语俗话，其源头就来自周公的天道天命观。

周朝的体制是分封制。周王按照同姓血缘远近和外姓功劳大小来分地封王。分封制也就是贵族世袭制。这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配制度，并不能保证长治久安。周取代商不久，派到纣王后裔领地附近实行监视的两个弟弟就起兵谋反要夺取中央权力。

谋反平定后，如何实现周朝的长治久安，成了周公关注的头等大事。周公是集宗教，哲学，政治，军事，教育，经济，文学于一身的伟大人物。他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是共和。这一政治原则从周文王经过周武王一直延续到周公。商朝被推翻后，武王曾经征求周围人意见，如何对待商朝前贵以及纣王后裔，有的人表态全部杀掉，有的人表态流放到边鄙，只有周公认为应该善待他们，让他们拥有和周民一样的生活条件和待遇。正是周公的这种思想，使武王确信周公才是确保周朝共和思想得以贯彻延续的人，于是把代成王执政的大权托付给他。

周公果然不孚众望，他不仅利用传统资源创建了中国式的宗教哲学，还进行了其他一系列体制和文化创新，以至于周公成了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源头之一。

下面列举几项周公的制度和文化创新：

1，确立嫡长子继承制。中国从夏朝一直到周初，王位继承一直没有制度化礼制化，有时候是儿子继承，有时候是兄终弟及。由于王位继承制度不固定，很容易产生为了抢夺王位的纷争内乱。周公将王位继承制度铁定为嫡长子继承，这样就避免了因继承问题引起的战乱，天下长治久安得到了制度保障。

武王临终前，直接指定周公为王位继承人，也未尝不可，但这样的话，虽然把天下交给了一个贤人，还是无法解决继承的制度化问题。武王和周公一样，都有着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他临终前把天下托付给周公代为摄政，实际上已明确了嫡长子继承制，周公只是把这制度礼仪化了。成了铁定的规则。

嫡长子继承制，当然不适合现代社会了。但是，周公确立嫡长子继承制，背后所隐含的三项原则却依然是值得我们借鉴。

这三项原则是：一，成本最低，代价最小。周朝的统治势力已经北到大漠，东到东海，在如此广袤而交通非常落后的农耕社会，不可能也没必要实行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王朝更替采取嫡长子继承法，无疑是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的方法；二，这种方法也是争议最少的方法；三，这种方法最简单易行。

当今中国正是急需政治体制改革的时代，我们在设计政治制度的时候，务必要把这三条原则牢记在心。

嫡长子继承制度虽然简便易行可以制止纷争，但无法保证有继承资格的是有德有能的君王。于是让继承人从小受教育就成了题中之义。周公摄政期间，担负起教育成王的义务。这样，周公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帝王师，更确立了师道高于君道的传统，师道高于君道，也就是真理高于权位。

嫡长子继承法解决了王权和诸侯国权力交接问题，周公又完善井田制来保民。井田制不仅确保耕者有其田，更关键的是法定了赋税为十一税。十分之一收获作为税收，对劳动者可以说是轻徭薄赋了。不过，制度上的十一税难以保证诸侯大夫们不贪婪，周公就通过“制礼作乐”来限制各级权力。周公最为后世人所称道的就是他的“制礼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