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小说的表达又是含混和矛盾的，它并不像庸俗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在起源和本质上批判“激进主义”或革命，而是在肯定革命正当性这个前提之下，反思革命追求如果一旦凝固为僵化的政治体制可能导致的悲剧性后果，革命者有可能堕落为革命官僚，成为背离革命理想的既得利益者。丧失了革命追求和目标与价值的政治秩序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李云龙们所惧怕的，赵刚们并非死于政治的压力（他们没有那么脆弱），而是殉了自己的理想。
　　不过，这种对历史的思考并不清晰，也未必是出于作者的自觉，它的力量湮没在自由主义的表达中。
《亮剑》对革命的讲述，书写着这个时代占主流的意识形态，契合了这个时代大众对历史的想象，这是它终获流行的重要原因。④最后，或许还有必要对我上文多次提到的大众文化做一点解释，大众文化并不是真正大众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的背后，永远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引导着讲故事的法则，塑造着大众理解历史的方式。虽然这只不过是重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陈辞滥调，但对《亮剑》，这种提醒可能并不多余。□

　　①对于革命历史小说论述，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黄子平《革命　历史　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6年版，或洪子诚、孟繁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唐小兵对《暴风骤雨》的分析，唐小兵：《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③著名的如电影《终结者》系列。好莱坞路线的动作片中的英雄也总是具有“多重生命”，如在吴宇森的《英雄本色2》中，“周润发”多处要害近距离中弹之后还能够迅速复原，遵循的正是这种大众文化的幻想逻辑，而不是现实逻辑。
　　④还应该指出的是，《亮剑》渐渐浮现在大众文化的阅读视野，成为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的这六年，也正是中国“和平崛起”，同时也遭遇到更复杂国际局势，受到更多压力与挑战的时代，潜藏着危机的周边局势及并不明朗的前景，一再强化了大众的焦虑意识，亮剑精神或许正是这种集体情绪的一个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