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集权下的集体被说成是神圣的，它必须要以神圣的集体主义的名义，以一个所谓的共同的崇高理想的名义，来号召人们，来说服人们，来让更多的人自愿，从而只需要对付少数的不自愿的人们了。这其实也是一种强制，任何乌托邦的神话都是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之上的。当一个社会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你不跑或者慢跑都是不行的。你只能与这个集体共进退。这种强制其实是一种暴力，只是当我们顺从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到，一旦我们尝试反抗便会碰得头破血流。苏联在开始进行高度集中时，托洛茨基已经看出了其中呈现出的极权主义的影子，他早在1917年便对列宁所提出的“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的理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指出：“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托洛茨基的言论深深刺痛了列宁尤其是斯大林的神经，后来被划为反对派而遭受驱逐与流放。但一个社会像托洛茨基反抗精神的人太少，所以我们以为社会很稳定很和谐，甚至以为反抗的人是在蓄意破坏这种稳定与和谐。

我们制造出一个集体，然后以这种集体来对付个体。这种集体敌视“个人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一切自由的集体都无法在这个社会里生存，宪法赋予的结社自由只是一句空话，在一个权力可以任意而为而权利未经许可不得行使的制度下，集会结社的自由虽然写在了宪法中，但自由集会的申请从来不会得到批准，自由结社永远不会得到许可，自由的社团从来不会合法地生存。2000前后几位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积极探索社会改造之道”为宗旨“新青年学会”，很快便被“国家”扼杀于摇篮之中。在一些大学，甚至连“老乡会”都是非法的。中国频繁地对军区司令对调，要求大的领导干部异地为官的做法，其实都是出于害怕形成“小团体”、“派别”的原因。

没有了自由联合的权利，形成不了自由的集体，只有“分子化和无结构的群众”（阿伦特语），每一个个体的处境便是独自面对强大的集体，不能联合的个体的力量是如此弱小，以至不得不听从集体给他安排的一切。对于普通的个体来说，在这个集体里面最重要的是服从，永远和某某保持一致，自觉维护这样的集体利益，这就是集体主义精神。当这种集体主义精神横空出世变得神圣的那天，正是人变得微不足道的开始。这个集体主义如同人民英雄记念碑，只能看到花岗岩石头上刻的“人民”二字，没有具体的个体的名字。当这样的集体代表了一切个体的时候，我们发现，人消失了。

“人民”也成了一个集体的称号，没有具体的个体权利，只有作为集体的“人民”的权利，一切都冠之以人民的名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下的一切部门都打着“人民”的旗号，但这个“人民”从来不会是具体的个人。任何事情哪怕是罪恶，一旦以集体、“人民”的名义进行，似乎就具有了合法性，个体的财产和自由，都是以这些名义剥夺的。那个时代经常发生着这样的真实的笑话：当一个人走到国营商场看到百货大楼的冰冷的面孔时，发出的一点意见会当场被驳回，“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服务的。”似乎人人都在为人民，人民却不是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这就是我们的集体观！

在这种集体主义的熏陶和我们对于“唯物主义”的崇拜下，记住集体的一根木头，也比记住一个个人的名字更重要，维护集体的一根木头，比维护集体中的人更重要。我们历史上歌颂过这样的英雄事迹：

1969年7月5日，黄山茶林场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山洪，11位上海知识青年，为了冲过桥去抢救物资，而被咆哮的洪水吞没……   　　 　

1969年8月15日，山洪暴发时，年仅20的金训华在看到集体的两根电柱被急流卷走时，毫不犹豫地跳进大河进行抢救，最终被洪水吞噬…… 舍命打捞一根集体物资的人成了英雄，这样的事迹被当时的宣传机器大肆宣扬，无非说明了人的生命竟不如集体中的一根木头!这就是这种集体发展到顶峰时的真实写照。